赵昺‘摘指’完朱熹，好像还不过瘾，接着说道：“朱文公在被弹劾之后，他并没有进行坚决的驳斥，而是上书认罪，这其中有人说是为了保存有用之身，得以完成其著作；也有人说定有其事，否则为何认罪；还有人说完全是污蔑之言，有不得已的苦衷才认罪。但吾以为不论真假，其一旦认罪便坐实其过，即让皇帝失去了庇护其的理由，丧失了实现理想的机会，也让门人子弟受到了牵连，实是不智之举。”
“唉，这也许就是命数！”王应麟能说什么，只能叹口气道。
“陆象山也是这个毛病，吾对他们敢于直言上谏的勇气，亦是十分钦佩，但同样是不知为官之道。”赵昺又言道，“淳熙九年，其被授予国子正的实职。上任之初，登门拜访者甚多，其嫌频繁应酬，难有闲暇，便闭门拒客。此举看似清高，但是也将自己隔离，失去了宣传自己理念，结交朋友的机会，使自己陷于孤立。”
接着，赵昺又讲了陆九渊在京中任职的几件事。他即到太学讲课，首讲《春秋》六章，开宗明义地说明他自己的华夷观点：华夏夷狄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贵而夷狄贱。中国可贵的是它礼义之邦的文化传统。夷狄之所以“贱”，是因为其不知礼义，而是靠野蛮的武力侵略，因此纵然“盛强”，而最终礼义却将无所措置，这正是“圣人之大忧”。
赵昺以为这番言论便不合时宜了，因为孝宗皇帝在隆兴北伐失败之后，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朝廷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
而陆九渊却希望利用自己讲课的机会，向学生宣传华夏夷狄的区分、中国的可贵所在，借此鼓励学生的爱国情感，以图激发他们对收复失地和抗金的热情。应该说爱国北伐都不错，但是此举却有违当时的国策，有与朝廷对着干的嫌疑了。
淳熙十一年，陆九渊迎来了面见孝宗奏对的机会。他写了五篇奏札，将自己的理想及对朝廷上下局势的政论见解向孝宗坦陈：
第一札，讲君臣相处之道。他指出孝宗用人不专，多所猜忌，君臣之间不能上下一心，至“临御二十年，版图未归，仇耻未复，生聚教训之实。”
第二札，陆九渊提出了为政或政道的根本原则，即要有求道之志。他崇尚上古三代的太平治世，而三代之治的核心在于“道”，指出只有身体力行地遵循“道”，才能最终收到所谓“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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