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右文政策，造就了庞大的士绅队伍，而这些赋闲在家知识分子也成了清议的主力。而赵昺清楚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清议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品评政治人物，让政治人物知道节制自己，以免名声太差。另一方面，其本身缺少外部监督，且主观性较大，故他们所品评的人物，正邪的定性值得商榷。
换言之，被清流划入“邪恶”势力的人，多少也有些被“黑化”。且清流通过品评朝政来影响国家政策，显然是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如此就促使了朝野对立和学派纷争，乃至党争。而以赵昺所知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明代的‘东林党’。具体论之，东林人士品评朝臣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在朝人士分了类，多依据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价值标准。
这种价值判断标准，是有局限性的，也使得部分非东林人士不得不结党自保，明末“党争”从而愈演愈烈，东林与非东林在京察和大计时相互打击，例如齐楚浙三党得势后，“东林已为齐、楚、浙三党斥尽”，显然是泄私愤，这样的政治生态对国家社稷是不利的。
将视角拉到东林党死敌魏忠贤身上，可以说，与其说是魏忠贤挟持天启皇帝、专擅弄权，不如说是天启皇帝主动将一些权力放给魏忠贤，一方面，天启帝自己可以轻松地处理朝政，投身一些“兴趣爱好”；另一方面，天启帝也许意识到强大的东林势力对朝政的干预乃至对皇权的威胁，尽管东林士人大多是忠臣而非逆子。
齐楚浙三党最终依附宦官集团，一方面反映这些士人集团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独立人格，开始依附宦官集团，成为天启帝的基层支持者。另一方面，齐楚浙三党依附宦官，又何尝不是东林士人的逼迫？经过万历朝的政争，双方依然水火不容。
赵昺也曾注意到，虽然两派士人出生和政见有差异，但即便一党胜出，也未使当时的政治显现出太多的新气象，没有能扭转下行的国运。而当党派分歧超越善恶标准以及国家利益，即便是相对处于正面的党派，其正义性或多或少会受到消减。
当然这肯定也与当权者有关，因为在大多数皇帝的眼中，除了自己，所有人都可能是潜在威胁，皇后、嫔妃、外戚、阉人、文臣、武将等等皆不可尽信。众人皆不可信，故众人皆可不忠。崇祯帝派出的司礼太监杜之秩和定西伯唐通一起在居庸关投降了大顺军。
北京城破后，崇祯帝在自缢前感慨：“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虽然不无推脱责任之嫌，但显然崇祯帝对包括东林士人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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