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十分清楚王炎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不能完全怪他，也不能都归责于整个士人集团。要说应该有人为这病态的社会负责，以他对历史肤浅的认识以为根节应该是皇权社会，君主至上的国家体制和古时的政治传统，具体到人也就是当权者——皇帝。
在赵昺看来，中国古代史就是皇权不断更迭的历史，最大的特征就是国家不断的被颠覆，尤其是在战乱频繁的年代，换皇帝就如同换衣服一般的频繁，于是便给国人留下一个极其尴尬的背反难题：究竟我们应该忠诚于哪一个国家？忠诚哪一个皇帝？忠于前朝，在本朝我就是叛逆；而忠于本朝，我就是当朝的‘走狗’。
左右为难之下，一部分人心里就产生了虚无的不爱国家的理念，背叛者就有了理所当然的理由。既然我们没有一个可以永恒真诚热爱的国家，国家也是皇帝的，那么背叛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怪事。每一个朝代都来一个当代政治正确的律令，百姓就只好变得滑头而识时务者为俊杰。抽象的道德问题演变成简单的常识难题，大家就只好学会了没有原则的油滑软弱。
事实上那些沦陷区的民众往往不太计较这个国家的主子是谁，时移世迁，人心都会渐渐接受事实，除非异族统治者把他们当作次一等的奴隶。北宋年间范成大出使到金，经过了淮河以北的故土，写了不少诗词，其中一首绝句《州桥―南望朱雀门北望宜德楼皆旧御路也》：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迴；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可这却是明明白白的作弊行为。
同样在范成大自己的日记《揽辔录》中却记载着真实的事实：“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写相州也只是说：“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曰：‘此中华佛国人也！’”哪里有遗老敢在金国“南京”的大街上拦住宋朝使者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来的！其后三年韩元吉出使金国，记述使者避嫌疑，躲在车内，也不敢和当地百姓说话，下车讨水喝，遇到小孩和妇人，用语言试探，让亲信多次去偷偷询问，“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
于是乎绝大多数的文人清客，都绕过了具体的常识难题，去抽象地把爱国难题无限拔高，让老百姓无所适从。而一大批古代愤青们，只看人挑担不吃力，在一边说风凉话最气壮山河，到大事临头，人人得而藏拙，万马齐喑，明铺暗盖的当了顺民，甚至改弦易张当上‘伪朝’的官，为新帝效力。
到了宋朝，自其立国便面临着一个深刻的“国际关系”困局，先是面对着整个北方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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