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过 一个密封30年的日记本 会让我“偷窥”了一群人的命运。

东川是西南地区的一个二线城市 我在东川报社社会部做记者。

那是6月份 东川即将进入全城“火炉”的月份。领导约我在东川下半城拆迁区喝酒 烫火锅。其时 我正在市中心一咖啡馆混媒体圈的一个“茶话会”。说是茶话会 就是几个媒体朋友一起 找了一个特文艺的地方 喝咖啡 八卦圈子里的事 谁又自己出去搞了副业 谁又辞职了。

留下“茶话会”上这一帮媒体朋友的联系方式后 我赶去烫火锅。几碗酒下肚后 领导说要不要换一下岗位 来报社坐班?坐班就坐班 蛮好。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坐在电脑前开始了值班。热线库里 翻了一遍 没见到让人有兴趣的爆料。我给同事打了一圈电话让报稿子 但似乎都没稿子。有个记者还在网上回复:“这年头 哪里有啥大新闻呢?不都是鸡毛蒜皮的事么?大的报纸不敢报 小的报纸看不上。”

无语!我得找个地方抽烟 吐口气。

我刚坐下来 点上烟。不远处我电脑就“嘟”的一声响。应该是热线库里有新的爆料了。赶紧打开看 值班接线员录进去的只有这么一行字:

我已患癌症 将不久于人世。手里有本日记本 等了三十年 主人一直没来取。希望报社帮忙寻找日记本主人 满足我这个将死之人的夙愿。

我再次仔细看了一遍 除掉拨打进来的是座机电话号码之外 值班接线员录入的只有这么一行字。

“癌症?将不久于人世?日记本里有啥?为啥等了三十年?为啥一直没人来领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看着电脑屏幕上热线库里的这个座机号码 脑子里一时间涌现出这么多疑问。

依据我做过多年记者的职业习惯 我觉得应该安排人去核实这一个来电热线。哪怕没有任何价值 作为职业记者 来电第一时间回复读者或者爆料人 这也是一种专业的职业素养和维系媒体与读者的必需手段。

很遗憾的是 安排给一圈记者之后 大家都说自己手头有事。看来得我亲自出马了。

我拨打这个座机电话号码。“嘟”了好半天 那边才接通。一个老年人气息很弱 问:“你是东川报社的记者同志?”

我说我是东川报社刘记者 随后表明意图。老年人叹了一口气 应该是调整了一下坐姿换气吧。

“您好 请问您是给我们报社打电话的那位爆料人么?如果是 能否给我们讲讲这本日记本大概是怎么回事?”作为记者 我得先通过电话初步核实这个爆料 是否具有采访的新闻价值。如果有 再可以进一步约见;如果没有采访的必要 也就这么电话初步核实就算了。

“记者同志 电话是我打的。我看你们报纸很多年了 是你们报纸忠实的读者。报纸上写的有事找记者 你们也报道过很多这种新闻 这次我希望你们能帮我。帮我将日记本还给三十年前的那个主人。”老年人语气急切。

我有些犹豫。

毕竟平常很多爆料者 都是这么说 渴切地希望能见到记者 或者“忽悠”记者能相信自己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得绘声绘色 但是记者一不小心、稍微不客观不注意 就上当 听信一面之词 给自己惹了麻烦。

“我没必要骗你 刘记者。我得了癌症 活不了几天就要死了。死之前 也就这么一个愿望 希望能将日记本还给它的主人。人嘛 要讲究诚信 你说是不是?和报纸一样 白纸黑字 都讲诚信。”老年人见我犹豫 连忙说。

他这么一说 我忽然有所触动。尤其是说到“诚信”这个词。“这样 你在哪里?我过来见您。”

老年人有些欢喜 说:“跳伞塔 知道那里么?下午三点 我们准时在那里见。”

跳伞塔是东川很著名的地标性建筑。跳伞塔1942年建成 曾是抗战飞行员培训基地 健儿们由此飞上蓝天同日机血战。

解放后 它成为国防体育的训练场所 1954年建立东川跳伞学校。1997年 跳伞塔的三个铁臂被切割。跳伞塔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座跳伞塔 是亚洲仅存的二战时期的跳伞塔。塔建成后 国 民 党元老陈立夫撰写了碑文。

跳伞塔有着70多年历史 承载了很多老东川人的记忆。

老年人约在这里见面 我还是很意外。一般约见面的地方 要么是老年人家里 要么是家附近的公共场所 或者爆料人直接到我们报社。

我带着采访本 背着背包 提前十五分钟到达了东川跳伞塔下。

下午三点刚到 一个穿着一尘不染的衬衣的老年人出现在跳伞塔的正下方。

老年人有些消瘦 到了后 靠着跳伞塔东张西望。手里还拿着一个报纸包裹的东西。我感觉这个老年人就是电话里约见的老年人。走近后 他主动喊我:“你是东川报社刘记者?我就是给你打电话的那个老头。”

老年人和我很正式地握完手后 将报纸包裹一层层打开。里面只剩下一张纸和一个日记本。日记本用透明塑料纸包裹着 封面有些旧 也有些破损 封面正中印的是一个主席像。纸张空余部分 有一些血迹。但可能是时间久远的缘故 血迹有些偏暗黑了。

“这张纸就是我的诊断结果 癌症晚期。这个日记本 就是我电话里说的那个日记本。希望你帮忙找到它的主人。”老年人将日记本和诊断书递给我。

我看了诊断书 确实是癌症晚期。诊断书是东川一家部队医院出具的。

“确实很抱歉 干我们这行的 职业性质决定 所以我还是看了你的诊断书。”我说。

他笑了笑 嘴角干瘪。接着 给我讲了他怎么得到这个日记本的 又怎么保存的。

他说:“198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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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东川下半城开火锅店。那时 我的火锅店生意还不错 晚上一般十点左右还有人烫火锅。那天在下雨 雨淅淅沥沥的 有几桌客人吃完后 没急着离开 就在店里躲雨。直到晚上十一点半左右 我关门打烊。这时 火锅店门外忽然冲进来一个小伙子。小伙子满面是血 自称李军 将带血的日记本一把塞给我 说过几天来取 让我务必保存好。我还没来得及问问怎么回事 可小伙子又冲进了雨夜。”

“小伙后来没来取走么?”我问。

“没有!小伙子朝着蓉都的方向去了 后面还跟着几辆摩托车。”老年人说。

“一直没有来?”我边在采访本上记录 边移动他身边的录音笔 保证记录准确。

老年人喝了一口水 说:“这一等 就等了6年啊。直到1992年 北京一位老者南巡。东川开火锅店 生意也不大好了。大家都浮躁了 一窝蜂往广州去淘金 说那里是一个遍地都有黄金的城市。我经不住一个邻居的劝 和他一起去广州出差看看。但正好我走的那段时间 有天店里忽然来了一个人 说是来取日记本。店里的服务员不知道之前这回事 让那个来的人等我出差回去后再来。遗憾地是 我没碰到取日记本的人 日记本自然也没有取走。”

“您出差回来后 这个人来找过您没?”我问。

“没有。这之后 我一直在等。又等了好几年 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 这个李军仍然没有来领走日记本。我也想过登报寻找李军 但又担心当年追杀李军那帮人看到 坏了李军的事 只好一等再等。”老年人说。

“就没有想过其他办法来找这个李军么?”我说。

“那时候 信息不发达 也没有网络。不像现在媒体这么发达。只有等 等那个人。到店里来烫火锅的人 我都比对着当年李军的模样 希望是李军。”老年人说 “这一等 就等了30年。”

“30年?你一直留着这个日记本 那你看过这个日记本里的内容没有呢?”我有点不大相信。

“对的 就是30年。毕竟是别人的** 我没有打开看。后来 东川的下半城要拆迁了 政府拆迁办来通知很多次了 给了很多好的优惠条件 我儿子也劝我早点搬走 好领取更高的拆迁补偿。但我怕搬走之后 李军回来取日记本找不到我 就一再拖延 只不过后来还是拗不过拆迁队。”老年人说 一阵机器轰鸣声中 等待30年的火锅店拆掉了。他带着日记本 坐上了儿子的奔驰车绝尘而去。

我内心有些触动 顺着他的思路 甚至一度在想 现在眼前这个将死之人 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呢?如果是真 那么这个日记本的主人李军现在在哪里呢?是不是也在找这个老年人呢?如果这个故事是假的 他又为什么拖着抱病的身体 在这么热的天气里 见我呢?

老年人又喝了一口水 用帕子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

东川天气就是这么任性 一到夏天 地表温度能达到70摄氏度。老年人就这么站在跳伞塔下面 靠着围栏 跟我讲这么多 我在不停质疑中记录他的讲述。

老年人继续说:“我和拆迁队对抗了一阵子后 身心有些疲惫 加上开火锅店 每天早晨四五点 就得去菜市场批发新鲜的菜 长时间的劳累 回家之后我身体不争气 终于病了。开始还以为没啥事 吃点保健营养药品歇一段时间就好了 可持续了几个月不见好 反倒更严重了。我儿子开车带我去医院检查 已是癌症晚期。”

老年人说到“癌症晚期”时 情绪有点波动 拿手帕擦了一下眼角。

我大概了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没有继续追问。站在一旁 看着这个老年人。

他稍加平复又说:“其实我不是怕死 只是怕失信于人。想到李军还没有取走日记本 担心时日不多 我死了之后 家里人也不会当回事 所以想在我死之前 请求你们媒体 帮我了却这个愿望。”

我忽然觉得手里这个日记本很沉重。它承载着一个将死之人的愿望。任何事 一旦和生死扯上关系 都上升到很沉重的层面了。

一瞬间 我还有点后悔我来见面前这个老年人。

“刘记者 这个日记本就留给你 我觉得你是个守信用的记者 也一定能帮它找到它的主人。”老年人望着我说。

我想了想 还是拒绝了这个日记本。毕竟放在老年人那里更合适 万一最近这几天 当年的那个李军找到老年人了呢。

再三劝说 见我仍不收 他又给我留下了一个他儿子的电话号码 说有时候他可能不在家里 有急事的话 可以打他儿子的电话。

我存下了他儿子的电话号码 又问了一下其他的 就拿着日记本将他送到路边 给他拦了一辆出租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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