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书自百年前之夹壁、地底发掘而出，部分理念就免不了陈旧、不合时宜，甚至故步自封，流派也博杂，内容必然良莠不齐
反过来看，经过去芜存菁,却有百花齐放的可能。经刘备刻意引导下，演变出至少两大流派，一派最重视格物，探究万物之规律以致知，另一派重视“本心”“良知”，强调格物要正心诚意从本心、从良知探索规律以致知。
正常发展,前者向存天理灭人欲之理学演变，一生盯着几本书、对着少量具体物事,不断精研，走不出来。后者或许能演变为心学。
两大流派在安东学者士子中有着大量支持者，他们看来两者都属于学术上巨大革新和进步
然而，刘备绝对不愿如此。
儒家从孔孟开始，将治国、道德、礼法、修身等放到很高的高度，董仲舒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放到了整个国家中心位置，而将其他学说打压排斥，也打破了自夏商、春秋、战国、秦以至西汉初年，几千年以来贵族、功勋治国之传统。从此熟练掌握六经的士子，属于主流，更容易拥有名声，更容易进入朝堂、地方担任官职。
从此有着指导思想的儒家官僚和在野士人，占据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流。
这本属巨大进步，却也有着副作用，导致专研某一方面之人士,如兵法、律法、工程、水利、算学等的专业人才，在官员中沉于杂流、浊流，机会渐渐减少。
实践中，经常出现二千石高官口中讲得头头是道，具体操作却懵逼、乱扯的状况。如桓灵时期，高层动荡，三公九卿换得如同走马灯般勤快，根本不可能熟练把握各项政务，同时国家司法、税收、军事、运输等系统等却不能不勉强维持。
因此，国家之基础，归于大批有着长期事务性工作经验的中低层官吏、专业技术人员，具体操持。
刘备亦微末小吏出身，既希望帝国有着健康主流学派而便于把各方面形成合力，也不希望看到太多鄙视生产劳动的腐儒，同时深知小吏、技术人员的基础性作用。他十分清楚六经复杂难懂，需要很长时间脱产、半脱产学习，这些小吏、技术人员子弟往往没有足够财力、时间修习六经，大多不得不世代明算、明法、从军……或者传承专业技术
数量庞大、占帝国官僚、工商业活动绝大比例的基础阶层，如果找不到上升、发展的空间，整个帝国就会和缺乏动力，甚至一部分原本基础可能腐化成啃食树干之蛀虫！
为此，刘备摔出代数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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